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中国学”的研究热潮，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得到多国政府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汉学(Sinology)作为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前身，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重点在传统的语、文、史、哲学问[1]。但近年“汉学”的研究内容开始发生变化，甚至被质疑其实用价值[2]。为挽救汉学的颓势，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创立了以外交、政治制度、国际关系等为核心内容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完成了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标志现代中国学正式成立。与“汉学”相比，“中国学”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3]，为适应其学科外延不断扩大的现状，全球中国学研究机构数量大幅增加，研究队伍迅速增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地位迅速提升，在全球范围掀起了建设和发展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热潮。与之对应的，有关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国内学界各领域共同探讨的焦点问题。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①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进程梳理。李雪涛等[4]认为海外中国学历史研究经历了文献资料，国别中国史和如今的问题史3个阶段。张树华[5]从学科外延、研究范围和学科地位等方面总结了海外对中国研究的6个变化。②海外中国学的个案研究。按国别划分，日本[6-7]和美国[8-9]的中国学研究最受关注。近年来欧洲国家也渐显活跃，张西平等[10]以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为个案，总结了其在中国典籍翻译上取得的成就；陈媛[11]则以荷兰为例，总结中国学在荷兰的发展历史、研究焦点、研究特征，为“一带一路”建设中进一步加强“中荷合作”提供文化研究支持。③未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思考和趋势。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是中国学者的共识[12]，坚定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加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13-14]是海外中国学未来的主要发展目标。可见，目前已有研究多关注中国学学科本身，以实证分析和综述评论为主，采用文本分析、案例解析和历史研究等方法，以时间为线索，对各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或比较，尚未深入到其空间演进及背后形成机制方面的研究。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聚焦于中国学研究的主要载体——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寻研究机构的时空演进过程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以期进一步理解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国别差异及其背后成因。空间演进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关注地理空间的演变过程和影响机制，研究对象包括实体事物，如城市村落[15-16]、产业集群[17]，商业服务设施[18]和旅游景点[19]等，以及事件现象，如失踪人口[20]、网络关注度[21]和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22]等。前者如朱金鹤和孙红雪[23]运用熵值法、ESDA等方法剖析三大城市群内55个城市的城市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影响因素；后者如程钰等[24]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PPM)以及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计量等方法分析中国30个省市区绿色发展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机理。空间演进已被应用到城市群、产业、环境、犯罪等多个研究领域，但文化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少，李建辉等[25]以黄河流域171个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其空间分布格局，发现文化环境、人口规模和交通水平是影响其空间格局的强势因素；袁振杰等[26]就广州典型城中村教育异托邦的空间特征与建构机制开展讨论；马晓敏等[27]则揭示了中国科普教育基地空间分布、类型结构及影响因素，发现其空间分布受社会经济、交通条件、教育水平、旅游资源及政策制度等人文因素以及高程、河流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叠加影响。已有的针对文化教育机构时空演进的研究多以国家、地区或城市为单位开展，研究对象包括学校等常见教育机构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等。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具有特殊属性，一是以国家为单位设立，以全球为研究尺度；二是设立目的为向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中国知识和信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故除社会、经济因素外，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因此亟需对其空间演进规律及驱动机制展开探讨。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或从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学等角度出发，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总结梳理海外中国学的发展历程；或从地理学的空间视角，围绕包括教育机构在内的实体事物或事件现象的时空演进及影响机制开展研究；而交叉学科视角下，针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这一特殊主体的空间研究尚待深化。此外，目前研究国别以欧美国家和日本为主，对近年来与中国经贸合作日益紧密的非洲、东南亚等国的关注不足，全球视野下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亟需开展。鉴于此，本文以全球范围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组织架构特征和时间演进过程，进而揭示其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以期为各国研究机构的建设发展和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提供参考。1数据与方法1.1数据来源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名录信息、历史沿革、宗旨职能、研究领域、活动及出版物等基础信息来源于国别区域与全球治理数据平台(https：//www.crggcn.com/)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名录，共计378条数据，于2021年3月更新。自变量方面，各国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https：//www.worldbank.org/en/home)；与中国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OEC)(https：//oec.world/)；国际学生与移民数据来源于Migration Data Portal(https：//www.migrationdataportal.org)；各国高校数量与孔子学院数量分别来源于大学排名网(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和《孔子学院研究年度报告(2020)》。1.2研究方法1)词频分析。词频分析(word frequency analysis)指对文本中重要词汇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分析，是文本挖掘的重要手段，是文献计量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内容分析方法，基本原理为把从文本中抽取出的特征词进行量化来反映某些信息。本研究提取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中文名称中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以揭示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隶属机构及其研究对象与关注区域。2)数理统计。对378家中国学研究机构的中文名称、成立时间、所在国家和学科类别进行描述性统计，以柱状图和饼图直观展现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组织架构特征；对各大洲、各国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数量和其他相关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自然断点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并借助ArcGIS的空间可视化功能将统计结果在世界地图上予以呈现。3)地理探测器。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全球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不满足经典统计学模型独立同分布的适用条件。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作为一种探测地理要素空间格局成因和机理的重要方法被逐渐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相关领域研究[28-30]。本研究采用地理探测器中因子探测功能，以全球范围内除中国外48个开设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国家为样本，对潜在的驱动因子开展逐一检验。因子探测的核心思想是比较某一环境因素和地理事物的变化在空间上是否具有显著的一致性，若环境因素和地理事物的变化具有一致性，则说明这种环境因素对地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31]。用q统计量来表示某一个因子X对于属性Y的空间分异性的解释程度，具体的表达式为(1)式中：q为影响因素对各国中国学研究机构数量的决定力探测指标；n为国家数量；h＝1，2，…，L表示次级区域的个数，也可以称之为分类；nh为次一级区域样本数；和σ2分别是层h和全区Y值的方差。q的取值区间为[0，1]，q值越大表明驱动因子对中国学研究机构数量的解释力越大。2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组织架构特征运用数理统计和词频分析方法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中文名称、学科类别和宗旨职能进行统计分析。依托机构方面(见图1)，64.97%的中国学研究机构附属于各国高校。可能原因如下。首先，中国学研究往往涉及学科交叉，需要与其他专业院系进行项目合作以扩宽研究内容、深化研究成果，高校尤其是综合性院校内部便于开展院系之间的合作交流；其次，与中国高校建立联系、实现学生交流互动是了解中国的重要环节，与其他机构相比，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渠道更多。因此，高校成为建设中国学研究机构的首选平台。10.16152/j.cnki.xdxbzr.2024-02-015.F001图1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依托机构Fig. 1Dependent institution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为例。研究中心由费正清教授1955年创办，隶属于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与哈佛大学内其他以亚洲为研究重点的机构密切合作，包括亚洲中心、哈佛中国基金、哈佛中国项目、赖绍尔日本研究所、韩国研究所、南亚研究所、哈佛燕京研究所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前，哈佛大学有超过300个院系的研究涉及中国，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与其中56个院系均有合作研究项目，为其他院系提供了有关资料和理论支持，而该中心通过与哈佛大学其他多个顶尖院系学科进行项目合作，在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经济学、环境、政府、性别平等多方面均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可见，高校内单独设立的中国学研究机构也可能是多个院系共同促成的结果，资料的分类汇总保障了各院系与中国相关研究的顺利开展。19.25%的中国学研究机构由地方或者国家政府机构创办，主要满足本国的政治、外交、贸易和军事需求，多以某国经济发展或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命名。如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是由美国国会批准成立的一个国际性的教育和研究组织，具有独立的公共非盈利性，由美国政府资助，旨在促进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4.81%的研究机构由基金会或个人捐赠创立，如美国卡托研究所、奥地利发展援助研究基金会、中国国际环境基金会等创办的研究机构。6.42%的研究所由各大协会、学会建立，如英国汉学协会、日本东方学会，主要用于开展学术研究、举办学术论坛。此外，10家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由企业、律所等创办，以曼斯菲尔德太平洋事务中心为代表，主要进行商业和国际法律领域的调研；得益于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馆藏资源，7家研究机构由图书馆、博物馆创办。研究区划分方面，24.30%的高校、组织、基金会为中国学研究设立了独立的研究机构；全球范围内20.09%的中国学研究在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或东亚系开展，属于其中的一个分支；28.04%直接以整个亚洲为研究区，多命名为某国亚洲研究发展中心，7.01%以亚太地区为研究对象；15.89%的研究机构隶属于全球经济/安全实验室或国际关系研究院，多位于欧美发达国家；少数以东方研究中心命名，占比约为4.67%。从地理邻近性的角度分析，与中国直线距离越近的国家，研究区划分越细，越倾向于为开展中国学研究设立专门的独立机构；非亚洲国家则往往将整个亚洲、亚非或亚太地区作为一个研究单元，中国学研究仅是其中的一个分支。10.16152/j.cnki.xdxbzr.2024-02-015.F002图2研究对象及关注区域Fig. 2Subjects of study and areas of concern学科设置方面，海外中国学机构共涉及学科26类，以区域研究为主，占比43.18%(见图3)。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主要以国家规模的区域为研究对象，在注意各地区的共通性的同时，注意地区的特色并比较其他地区，广泛研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产业、法律制度、社会、文化、民俗的学科[32]。区域研究综合性和全面性的特点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快速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发展现状，便于各国迅速制定相应的经贸、外交政策。区域研究高时效性和强应用性的特点使其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中最为常见的学科之一。同理，交叉学科涉及多个领域，可为国家提供战略支持，占比17.37%，排名第2。10.16152/j.cnki.xdxbzr.2024-02-015.F003图3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学科分布Fig. 3Disciplinary 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亦是国别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分别占比7.94%、7.20%和6.70%。20世纪末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其发展模式是否可以复制成为全球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各国经济研究机构纷纷开展相关研究，试图学习借鉴中国经验以制定、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外国设立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动机可以分为政治和学术2类，前者以了解我国独特的政治体系为目的，后者包括文化研究、图书馆、宗教学和语言学等人文学科，更多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学术探索。综上所述，海外中国学涉及的学科类别以人文和社会科学为主，几乎不涉及自然科学。其中，社会科学以经济学、管理学、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商科领域为主，说明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影响，寻求经贸合作或借鉴经济发展经验已经成为除政治、学术目的外海外开展中国学研究的第3大动机。3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时空分布特征3.1时间演进过程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年新增数呈“牙刷型”态势(见图4)。据此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为初始探索阶段(1303—1954年)、蓬勃发展阶段(1955—2007年)和调整优化阶段(2008—2021年)。10.16152/j.cnki.xdxbzr.2024-02-015.F004图4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数量的时间演进过程Fig. 4Temporal evol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13世纪至14世纪，蒙古人西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罗马教廷派遣使节来华；天主教士们用拉丁文写成的报告启蒙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重视，欧洲天主教的教士也因此成为早期西方研究汉学或中国学的主力[33]。之后的几个世纪，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在欧洲和东亚陆续成立，目的也从一开始对东方文明探索到后来为殖民统治所服务。该阶段研究机构数量大体呈现低水平稳定、偶有增加的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现了建立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小高潮。1955年后中国学研究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蓬勃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全世界的联系加强，开创了区域研究的先河，区域研究学科的发展完善引发了建立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热潮(见图5)，再加上冷战格局的结束、世界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国外加快了中国学的研究进程。此阶段西方国家设立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目的多为准确认知当代中国并加以有效应对。10.16152/j.cnki.xdxbzr.2024-02-015.F005图5中国学研究机构不同学科的年增量Fig. 5Annual increase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2008年后，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并拥有专业的学术团队，未来发展目标以优化调整研究方向、获取中国最新的发展现状资料和加强学术合作为主。研究机构数量日趋稳定，少有增长。发达国家通过优化现存机构代替新建机构，该时期新建的中国学研究机构主要来自近年来与中国合作紧密的非洲国家。3.2空间分布格局从全球来看，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空间分布(见图6)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北半球。未设立中国学研究机构或者数据缺失的地区集中在南美洲、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以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为主。中国学研究机构数量较多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和北美，占全球中国学研究机构总量的90%以上。10.16152/j.cnki.xdxbzr.2024-02-015.F006图6全球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数量的空间分布Fig. 6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其中，美国和日本拥有中国学研究机构数量最多，其次是澳大利亚、欧美其他发达国家、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南亚、北亚地区以及非洲部分国家也拥有少量中国学研究机构。综上所述，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全球空间格局呈现“泛北(集中于北半球)，双核(美、日)，多点散布”的特征。4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空间布局的驱动因素4.1指标选取从经济贸易、教育和文化3个维度选取8个指标(见表1)，利用地理探测器依次判断其能否作为影响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空间格局的驱动因子。经济贸易方面，国家经济实力越强对国际问题关注度越高，越倾向建立专门的学术机构研究他国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对于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更是给予高度重视。教育方面，大学数量越多，研究机构可依托的对象越多，而高国际化水平的学校可以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和渠道与当地学校、政府机构等开展交流合作。文化方面，高文化包容度、与中国文化相近以及中国有意识地在当地进行语言文化推广可能对中国学研究机构的设立产生推动作用。10.16152/j.cnki.xdxbzr.2024-02-015.T001表1影响因素探测指标体系Tab. 1The detection index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影响因素探测因素探测因子指标经济贸易因素经济发展水平X1GDP 出口贸易X2对中国的贸易出口额 进口贸易X3从中国的贸易进口额高等教育因素教育资源X4大学数量 教育国际化水平X5高等教育中国际学生数量文化因素文化包容性X6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 文化差异程度X7是否在东亚文化圈或与中国接壤 中国传播本国文化意图的强烈程度X8孔子学院数量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要求自变量为类型变量，分类效果通过q统计量评价，q值越大分类效果越好。经反复试验，最终选择自然断点分类方法将除文化差异程度外，经济发展水平、进出口贸易、教育资源等7个探测指标分为5类。对探测因子X7进行单独处理，参考地理学第一定律：相近的事物关联更紧密，将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和历史上被视为一个儒学地域文化圈的日韩赋值为1，表示文化差异最小；将除上述地区外的亚洲其他国家赋值为2，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其他大洲的国家赋值为3，表示文化差异程度最大。4.2潜在驱动因子的空间分布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集中分布在北美洲、西欧和大洋洲〔图7(a)〕，GDP较高即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和拥有较多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国家呈现出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据此可以假设，经济发展水平是建设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各国与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空间分布图〔图7(b)、7(c)〕显示，北美国家、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西欧部分国家和东南亚、东亚部分国家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其中，美国、日本和韩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对中国贸易出口额大的国家往往进口额也很大，因此对外贸易总额即一定时期内进口总额与出口总额之和基本与进口额或出口额的趋势保持一致，可以较好地反映出与中国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通过对比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空间分布，发现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数量较多的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和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相一致，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是影响国家中国学研究机构数量的重要因素。10.16152/j.cnki.xdxbzr.2024-02-015.F007图7潜在驱动因子的空间分布Fig. 7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drivers图7(d)和7(e)分别描述了全球48个国家的大学数量和高等教育中国际学生的数量。发现北美、德法、波兰、俄罗斯和澳新的大学数量和国际学生数量较多，印度、马来西亚的高校数量排在全球前列，但国际学生占比较少；与之相反，南非大学数量较少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图7(f)显示加拿大、澳新、德国和瑞典国际移民占比最大，美国和西欧其他国家次之。图7(h)展示了孔子学院的全球分布格局，美国孔子学院数量排名第一，其次是英国、韩国和德国，之后是法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日本、意大利，其他国家孔子学院数量较少(均少于8所)。参照以上可能的驱动因子与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数量的空间分布，初步推断以上要素与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数量的国别差异存在一定关联。4.3因子探测结果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以及教育国际化水平4个因子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p0.05，见表2)，是影响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空间分布的重要驱动因素。q值用以表示各因变量对自变量的解释程度，发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4个因子解释力相当，q值均在0.5到0.6之间。10.16152/j.cnki.xdxbzr.2024-02-015.T002表2各潜在驱动因子解释力(q)及置信度(p)Tab. 2Explanatory force (q) and confidence of each potential driver (p)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出口贸易进口贸易教育资源教育国际化水平文化包容性文化差异程度孔子学院数量q值0.522 70.502 70.521 50.339 50.528 90.017 50.076 70.485 4p值0.023 90.039 90.000 00.075 80.028 10.944 00.267 60.053 6其中，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解释力最大(q＝0.528 9)。一方面，高国际化水平的学校与国外高校合作交流更加频繁，易与中国高校取得联系，保障中国学的长远发展，降低了研究机构的设立风险。另一方面，学校对国际学生的强吸引力侧面反映了其强大的教学实力、完善的教学设施和丰厚的科研经费，以世界排名靠前的综合性院校为主。此类高校利用人力资源、资金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建立重点国家或地区研究中心，达到维护提高国际声誉、吸引各领域顶尖人才、紧跟国际热点研究问题、顺应世界发展以及完善学科体系的目标。最后，国际留学生为建立海外研究机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充分了解母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并掌握多国语言，可以对海外母国研究机构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甚至作为顾问参与部分研究。剩余因子的解释力从大到小分别是，经济发展水平(0.522 7)、进口贸易(0.521 5)和出口贸易(0.502 7)，表明经济贸易因素是各国积极建设中国学研究机构的重要驱动力。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国家经济越发达，全球地位越高，在国际问题上拥有更高的话语权，因此具有更强的动机和需求去深入了解其他国家。此外，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有助于国家为建立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便于引进专业人才和持续资助重大课题的开展。与中国日益密切的贸易往来也是推动各国积极建设中国学研究机构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全球领先的生产能力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与中国建立经贸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共享经济增长和繁荣的福祉。有意与中国增加贸易往来的国家，更倾向于在本国设立中国学研究机构，以便为进一步开展经贸合作、完善对华的贸易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尤其是对中国进口依赖度高的国家，为保障本国经济社会稳定，需密切关注中国各类自然资源及各个产业的变化情况，以判断进口商品来源是否稳定、是否需要寻求新的进口国或采取进口替代政策以满足本国需求。文化因素与教育资源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建设的影响不显著。不同于中国倡导创办、推广语言文化的孔子学院，中国学机构多为海外国家主动开设，以获取经济利益和进行学术研究为主要目的，与孔子学院的开设目的具有本质区别。文化差异性、文化包容性和孔子学院数量更多是反映某一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和个人偏好，而个人态度对是否设立研究机构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教育资源主要代表一国的教育体量即高校基数，无法反映教育资源的质量，国家即使拥有较多的高校机构数量，当经费、人力、资源等达不到中国学研究机构的设立门槛时，也无法建设专门的研究机构开展中国学研究。从世界、中国与研究机构建设国出发，探索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见图8)。发现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区域研究学科的兴起、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必要且适宜的环境。在此基础上，各国为实现政治、经济和学术等方面的目标，受本国经济水平、进出口贸易额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驱动，积极开展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建设，从而奠定了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全球分布格局。10.16152/j.cnki.xdxbzr.2024-02-015.F008图8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影响机制图Fig. 8Influence mechanism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5结论与展望5.1结论海外中国学研究引发了不同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队伍成分趋向多元，学术交流范围扩大，总体呈现出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本文从地理学视角出发，聚焦全球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首先运用词频分析、数理统计方法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组织架构特征开展研究，涉及依托机构、研究对象和学科设置，并对其时空演进过程进行刻画，最后应用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各潜在驱动因子对其空间格局的解释程度并对驱动机制进行探索，主要结论如下。1)组织架构特征。依托机构方面，64.97%的中国学研究机构附属于各国高校，以利于开展不同院系、国际院校之间的交流合作；约1/5的中国学研究机构由地方或者国家政府机构开设，主要为满足本国的政治、外交、贸易和军事需求；其余机构由基金会或个人捐赠以及各大协会、学会开设。研究区划分方面，约1/4的研究机构专为中国研究设立；其余的中国学研究被归属在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亚洲(亚太地区)研究甚至全球经济/安全实验室或国际关系研究框架下。学科设置方面，中国学研究涉及的学科类型呈现人文和社会科学并举的特征，自然科学较少涉及，其中区域研究首位度最高，占比43.18%。2)时空分布特征。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年新增量呈“牙刷型”的演进态势，可划分为3个阶段：初始探索阶段(1303—1954年)以欧洲为中心，建设目的从对东方文明的初步探索转向为殖民统治所服务；蓬勃发展阶段(1955—2007年)以美国为主导，以准确认知当代中国并加以有效应对为建设目标；调整优化阶段(2008—2021年)与中国加强合作的非洲国家成为建设中国学研究机构的主力军，该阶段的主要活动包括优化调整研究方向、了解中国发展现状和加强学术合作。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全球空间格局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发达国家，呈现出“泛北(集中于北半球)，双核(美、日)，多点散布”的特点。3)主要驱动因素。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空间格局的影响最大，教育国际化水平高的国家对世界热点问题更为敏锐，掌握世界局势、提高国际声誉和吸引国际人才是设立中国学研究机构的主要原因。属于经济贸易维度的3个指标经济发展水平、出口贸易额和进口贸易额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空间格局的解释力大于50%，且结果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经济贸易因素是主要驱动力之一。5.2展望在全球开展中国学研究的大环境下，本研究对已有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时空演进及驱动因素进行了积极探索。尤其在宏观尺度下，对全球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组织特点、时空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开展深入研究。但是，由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发展是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未来还需不断进行深化剖析，具体工作方向包括：①虽然中国学研究机构与孔子学院具有诸多区别，但是对两者的空间竞合关系的探究依旧值得开展；②随着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数量的增加，未来可将研究尺度缩小至大洲、国家，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研究应给予高度关注；③基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精确地理位置，构建研究机构的全球分布网络，探究研究机构的全球发展模式；④本研究以地理学视角的空间分析为主，而海外中国学研究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未来可以综合历史学、翻译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开展海外中国学机构研究，并增强与国际学界的交流与互动。